1973年對于長江下游地區的考古工作而言，是值得紀念的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一年。浙江余姚河姆渡遺址的第一次發掘，揭開了以發達的稻作農業為特征的長江流域史前文化的面紗，成為長江流域史前考古與黃河流域同等對話的開端。同年江蘇吳縣草鞋山遺址的發掘，則首度在典型的良渚文化墓葬中出土了琮、璧等玉器，將原先長期被視作周漢之器的琮、璧等玉器回歸到新石器時代良渚文化的年代坐標之中，從而使良渚玉器的研究開始擺脫金石學式器物考證的窠臼，進入到考古學文化的研究范疇。

　　繼草鞋山之后，1977年江蘇吳縣張陵山，1978、1979和1982年江蘇武進寺墩等地的發掘，進一步提升了對良渚玉器的認知水平，研究者注意到琮、璧等玉器跟顯貴者墓葬間不可分割的緊密關系，根據《周禮》中“疏琮璧以斂尸”的記載提出了“玉斂葬”的觀點。 

　　隨后，上海在1982、1986和1987年連續三次發掘青浦福泉山遺址，揭示出顯貴者墓葬與人工堆筑高土臺間相生相伴的緊密關系，從而在墓地的認識上形成突破。 

　　在江蘇、上海諸多發現的啟示下，浙江省在1986和1987年先后發掘了余杭反山和瑤山墓地，從而在良渚玉器的發現和研究領域一舉獲得領軍優勢。反山墓地出土玉器1200件（組），瑤山墓地出土玉器700余件（組），兩地出土玉器之和超過了以往良渚玉器發掘品的總和。除了獲得數量的優勢外，在玉器質量、種類、組合、紋飾等方面都取得了激動人心的收獲。由于操作得當，兩地發掘對于復合件玉器的認識更是獲得突破性成果，不僅成功復原玉鉞的安柄形式、玉串飾的多種組串方式，而且對三叉形器、玉梳背（冠狀器）等玉器的復合形式，也作出了基本合理的解釋。反山十二號墓玉器上被稱為“神徽”的完整神人獸面復合圖象的發現，對釋讀良渚玉器紋飾的內涵意義起到關鍵性作用?，幧侥沟嘏c祭壇的復合關系，也使更多研究者注意到玉器與神崇拜間的聯系，并由此激發起良渚玉器社會學研究的風潮。反山和瑤山的發掘奠定了良渚玉器研究的基石，形成的許多認識至今仍被奉為金科玉律。此次展覽中有121件套玉器出自反山和瑤山，足見兩地玉器質量和種類之豐富。 

　　在反山和瑤山之后，江浙滬兩省一市又相繼發掘了一批良渚文化墓地。江蘇發掘的花廳、趙陵山、高城墩，上海發掘的亭林，浙江發掘的荷葉地、匯觀山、橫山、佘墩廟、普安橋、龍潭港、周家浜、新地里等墓地中都有引人注目的玉器出土。與此同時，遺址的發掘也如火如荼，其中江蘇句容丁沙地與浙江良渚塘山兩處遺址的發掘，出土了數量與種類頗為豐富的玉器半成品與玉料，并發現一些石質制玉工具和可能為制玉作坊的遺跡，為良渚玉器制琢工藝的探討提供了最直觀的資料。而“良渚遺址群”概念的提出以及莫角山、廟前、龍南、綽墩、廣富林、卞家山、仙壇廟等聚落居址的發掘，也大大拓展了良渚玉器研究的范疇和視野，推動著良渚玉器的研究不斷向縱深開拓，使其成為良渚社會組織結構、等級分化和文明化程度等研究課題的重要切入點。

　　二 

　　礦物學研究顯示，透閃石—陽起石系列軟玉是良渚玉器最主要的原料，同時蛇紋石、葉臘石、螢石、綠松石、瑪瑙等似玉美石也占有少量的份額。展品中新地里九十三號墓玉玦（圖1）和一百零八號墓玉三叉形器都為葉臘石制品。 

　　良渚玉器尤其是軟玉制品常呈現出色彩豐富的外觀性狀，造成這種狀況的主要原因在于玉料自身礦物與結構的差異和入埋后受沁程度的深淺。種種跡象表明良渚時期已能有意識地分辨玉料，選用不同質地、色澤的玉料制琢不同的玉器器類。良渚軟玉的性狀雖然相當復雜和豐富，但仍可以大致歸納出依器類而作選擇的兩大類。兩類玉料的性狀差異頗類似于后世和闐玉中的仔玉與山料。一類質地細膩，含雜質和雜色較少。未受沁時，呈半透明的淡湖綠或綠色，展品中戴墓墩出土的玉琮（圖2），龍潭港出土的玉梳背和玉錐形器等都基本保持著玉料原有的色澤。受沁后，隨著玉料堆積密度的降低與顯微結構的變松，造成光線的漫射，逐漸白化變成不透明的白色或黃白色，即所謂的“雞骨白”或“象牙黃”。這類玉料多用以制琢琮、鉞、璜、冠狀器等器形，展覽中的多數玉器都呈現出不同程度的白化現象。另一類所含雜色和雜質明顯多于前一類。未受沁時，呈墨綠色。受沁后，器表常呈現出由乳白色網狀脈絡與濃淡不一的色塊形成的斑雜畫面。受沁后不呈“雞骨白”是后一類玉料最根本的特征，此類玉料主要被選用以制琢玉璧和良渚晚期的高節琮等一些器形。有學者認為這種由人為因素特意造成的玉料選用上的差異體現了玉材品位的等級差異。 

　　近年來，隨著小梅嶺玉礦的勘探和丁沙地、塘山、楊墩等可能為制玉作坊遺址的陸續發現，再結合天目山“浮玉之山”的古稱，學術界已普遍接受良渚玉料產于本地區天目山脈、宜溧山脈和茅山山脈個別山體中的觀點。 

　　三 

　　《詩經》有“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周禮》有“追”，《說文解字》有“琢”、“雕”、“理”等與古代治玉相關的字，反映在良渚玉器制琢上，工具當然跟現代大相徑庭，但選料、解料、造型（成器）、研磨、琢紋、拋光等制琢程序應大致接近。 

　　對良渚玉器制琢工藝的某些環節目前仍存有較大的爭議。焦點之一是“砣”的問題。一些玉器表面剩留的類似等徑圓的圓弧狀切割痕跡，分別被讀識為“以筋、弦等柔性物件作弧形運動為特征的線切割”和“砣切割”。近年來，諸多證據顯示良渚治玉過程中使用了在快輪制陶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原始機械裝置，其中以管鉆機械最具代表性。在玉料的切割階段，雖然不能排除也使用機械裝置的可能性，但尚未發現有明確使用“砣”的痕跡。仔細觀察良渚玉器上保留的弧形切割痕跡，與商周時期砣切割的痕跡間有明顯的差別：良渚弧形切割痕跡呈弧形拋物線狀，切割后留下的臺痕較柔和，位于切割方向的內??；而商周砣切割遺留下等徑圓性狀的痕跡，切割后留下的臺痕多生硬，位于切割方向的外弧。由此判斷良渚玉器上的絕大多數弧形切割痕跡都是線切割的杰作。線切割還被用于拉割玉鐲中孔等直徑較大的穿孔和透雕紋飾。展品反山十五號墓玉梳背（圖3）就是運用線切割透雕技術的杰作。 

　　除線切割外，良渚玉器表面也常見到以片狀硬性物件的直線運動為特征的鋸切割痕跡。線切割和鋸切割是良渚時期為了最大限度地節省玉料和提高效率而采用的行之有效的解玉手段。 

　　爭論的焦點之二是琢刻紋飾的工具。良渚玉器的紋飾琢刻方式有淺浮雕結合陰線刻、透雕結合陰線刻和純粹的陰線刻等。至于琢紋工具，曾有鯊魚牙齒、燧石小刻刀和天然鉆石等多種見解，雖然近來多數人已接受高硬度細石器為良渚玉器琢紋工具的觀點，但對于如何運作仍見仁見智。出土良渚玉器中素面無紋的占絕大多數，表示紋飾的琢刻并非一般人都能勝任。展品匯觀山二號墓出土的琮式鐲（圖4），在寬僅3.5毫米的凸棱上竟然鐫刻了十四條細密的凹弦紋，須借助高倍放大鏡才能分清它們彼此的界限。反山十二號墓幾件玉器上琢刻的“神徽”圖象，高約3、寬約4厘米，紋飾繁縟，線條纖細如毫。如此鬼斧神工在現代似乎也只有微雕大師才堪勝任。因此，有學者認為雕玉是良渚時期既尖端又神圣的技術，很可能只有巫覡才夠格參與。也有學者提出當時可能存在兩種玉工，一般玉工從事開礦、解料、成型和磨制粗坯的工作，顯貴者則壟斷琢紋的資格和技術。 

　　四 

　　良渚玉器目前已知的種類有琮、璧、鉞、璜、環、鐲、玦、梳背、帶鉤、鐮、匕、勺、觽、鎮、紡輪、三叉形器、錐形器、柱形器、半圓形器、月牙形器、圓牌、牌飾、鉞端飾、鉞尾飾、“耘田器”、杖端飾、端飾、器座、器紐、柄形器、彈形飾、條形飾、半瓣形飾、管、珠、墜、串飾、人、蛙、鳥、魚、龜、蟬、鑲嵌片等40余種。讀者不難從羅列的名稱看到對良渚玉器的命名采用了多種方法，有沿用古代典籍中名稱的，如琮、璧、鉞、璜等；有以功能用途命名的，如帶鉤、紡輪、鐮、勺等；有根據復合位置命名的，如端飾、梳背、器座等；有以造型和形制命名的，如三叉形器、錐形器、半圓形器等以及人、蛙、鳥、龜等動物形的復合件玉器。 

　　依照出土情形和器物形制兩方面的差異，良渚玉器可以區分為單體件與復合件兩類。單體件顧名思義指器形完整、使用時不需要跟其他器件復合就具有獨立功能的玉器，而復合件則相對于單體件而言，專指那些在跟其他器件復合后才具有完整功能的玉部件。 

　　良渚單體件玉器的種類并不豐富，僅有琮、璧、玦、鐲、勺、匕等少數器類。 

　　琮：良渚玉器中最具形體創意和體量最大的代表性器類，由圓筒形的鐲演化而來。展品瑤山M9∶4玉琮是良渚玉琮的早期形制，呈圓筒形，外壁四塊長方形凸面上琢刻相同的獸面紋飾（圖5）。絕大多數圓筒形玉琮外壁的長方形凸面都為四塊，但展品匯觀山M2∶34琮式鐲卻有五面。